楼 劲：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等断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编者按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楼劲先生的笔谈，即属此次专题研讨会的成果。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其他相关成果，将会持续推出，敬请关注。

作者/ 楼劲，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文史哲》2019年第5期，第112-115页

对四十年来断代史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很多问题都要结合前三十年，结合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的状态加以考虑。以下着眼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谈几点个人感受。

第一，在成果上，这四十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推进最为明显的，集中在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每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数量已从几十篇增至200篇上下，所增部分多在这三大块上。到近些年，大约已各占每年同行论文总数的1/5，在专著中比例还要更高一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制、法制、礼制等诸多制度的面貌，到此期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学术文化之况，再到人口、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性别、生态等方面的状态，现有的认识已非前人可比。总的看来，这些方面研究的长足推进，已明显补上了以往研究的短板，从中涌现的新问题、新观点、新方法，又催动了政治、经济、民族及门阀士族等传统领域的进一步探索。这都显著提升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水平，其影响及于汉、唐以至整个古代史研究。

讨论热点转移和领域扩展的这种态势，与前三十年研究的成果、局限及史观、史料等方面的态势相关，同时也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驱动，各断代史恐怕都有类似态势。制度研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人们切身体会到制度的重要，意识到制度发展往往是历史发展的中心环节。思想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是要重新看待思想，重新认识文化，以揭示化育各种历史现象的人文、观念状态。社会生活研究的异军突起，既是现实生活日渐丰富，社会变革趋于广泛的反映，也是更为深入地刻画历史发展机理的必要。若再推溯，清末民初以来人们对现代化进程的探索、思考路径，也正是从器物进至制度层面，再到切关乎制度效能的思想文化要素，以至于特定思想文化赖以扎根成长的社会状态。对古代有关历史的研究也相继展开，所涉重要领域的奠基性成就在20世纪30至50年代均已出现。因此，这四十年来上述三大块研究的较快发展，无论是对前三十年的纠偏补缺，还是与时俱进另辟蹊径的部分，总的仍是中国现代史学对古代社会所作剖析的延伸，是在一再重现的时代主题之下，继续展示这种剖析所要证明的现代化困境和历史发展逻辑。正其如此，对此的反思与总结，也终将指向这种剖析本身的得失，指向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的局限和问题。

第二，在理论上，四十年来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像各断代史一样，呈现了反思前三十年史学理论教条化，回归重视实证的“社会科学化”和“史料考订”路向的历程。总的研究倾向趋实趋细，以往的宏大叙事多被解构，历经淘洗以后仍在发挥一定作用的，则是那些带着不同理论色彩而针对中古史特有现象的学说。

就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而言，这类学说主要有五：一是“贵族制社会”说，围绕士族门阀的形成和影响，解释了其背后的社会机理和面上的各种历史现象，以之为“中世”时期的突出标志。二是“唐宋变革论”，把唐宋之际的一系列变化解释为“中世”终结和“近世”到来的转折，其中自然包括了士族所以衰落及相关社会进程的讨论。三是“东亚世界”说，把东亚地区视为同一历史单元来考虑其共性和秩序演变，在各区域的密切互动中解释古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其说多涉汉唐及其影响，也就不能不关系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是“融合-征服王朝”论，区分了北族所建王朝的类型，勾勒了以北魏为典型的“融合王朝”至辽金元清为代表的“征服王朝”的递嬗脉络，这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五是“魏晋封建说”，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时期，尽管这些年来社会形态的讨论几乎绝响，但有关理论、学说对研究框架影响仍大，此说对先秦、秦汉众多事态至魏晋以来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的研究，在理解魏晋南北朝史各领域的发展过程时仍有重要意义。

上列学说的形成，皆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尽管有若干集成之作出现于80年代。其中前三种皆为日本东洋史学者所创，要在梳理古今日本的历史；第四种主要由美国学者基于内亚研究而提出，也主要生根开花于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这四家之说虽续有调整、丰富，其落脚点却都不在中国，也从未被中国学者全盘接受。魏晋封建说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分期说之一，是对魏晋以来历史讨论最为深入的一家，但其认定的社会形态转折节点，亦未为大部分中国学者所认同。总的看来，这些学说着力诠释的，确为所涉时期至为重要的历史现象，其中也确有真知灼见，故至今虽局限愈显而作用仍无所不在。相关研究一旦需要上升到相应层面来作归结，就总是需要面对或修正、发挥其说，即便是“关陇集团”“法律儒家化”和“南朝化”等突出的原创成果，大体也不出这些学说的涵盖范围。研究理论、学说的这种状况，当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些年断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上的限度。其“改革”主要是回归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的发展态势，“开放”亦表现为研究再度与国际学界同步，这四十年与时俱增的大量成果基本上都基此而来，其得失利弊亦复重现。因此，在充分肯定这四十年研究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一些长期存在的症状还在延续，还有待新说的不断涌现，以积聚足够的基础、张力，才有望在研究体系上取得突破。

三、在价值取向上，各断代史研究这四十年，可以说与前三十年有着更大的一致性。主要表现是对古代中国社会在根本上持一种否定、批判态度，即否定其基干部分的现代价值，对之展开反封建、反复辟意义上的批判。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对当时的名士放达、玄学清谈、儒释道交流等思想文化事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往往概之为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其说正是以认定某种总的束缚、禁锢氛围为前提的。对士族集团、占田均田等方面的讨论，需要评价时大体也限于“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从中归结的血缘关系发达及私有权受限等问题，亦所以证明其为今人之累。至于统治层面上的禅让易代、专制皇权、王朝体制之类，对之的严厉批判一直都是一种“政治正确”，能够引为鉴戒不加嘲弄已属不易。当然近些年来其况已有些变化，大量具体研究往往只论有无而不及是非，但类此的价值取向在其问题的预设、旨归及其所处背景中仍终难回避。更何况，讨论古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既被多年一贯的否定、批判过程渗透，其影响社会各界的程度更甚于业内同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这种以否定、批判为基调，愈是涉及统治体制及其核心秩序就愈甚的价值取向，显然植根于对中国现代化曲折历程及其症结的思考，又被前三十年史学及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些主流观点所强化。除和者甚寡的若干少数派外，无论是时人提出的“历史主义”，还是更早时候主张“了解之同情”，实际都是时代大潮裹挟下的不得已之论，是在认同批判的大前提下纠其偏颇，这四十年中却均被重提，也就多少说明了长期以来其况之甚，以致于时代主题已屡变迁，学术主体已更数代，史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却到今天还转不过身来。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文明灿烂的大国，其现代史学对自身历史却长期抱持根本批判的态度，对其阴影面、消极面的揭示鞭挞，几已成为本土研究者无可推卸的专业责任和道德责任，抱怨本国历史漫长沉滞及其形成的种种“劣根性”则一时成风。这是非常奇怪也断难为继的现象，对此恐怕只能解释为特定现代化阵痛的产物，是外在标准长期主导史学评价尺度的结果，也是现代中国史学迄今还在幼稚阶段的标志。

四、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引进借鉴和开拓创新，在各断代史中也是比较突出的。由于这段历史的基本资料相当匮乏，上世纪初以来几宗大的资料发现，包括其陆续扩展的部分，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只有简牍和敦煌吐鲁番文书沾了点边，其比重之小，也像近年关注的新出墓志之类，属于唐宋的已达数万，隋以前的仅有数百。研究过程受此制约，从史料分析到问题的提出，也就不能不更大程度地拓展视野，更多地借鉴跨学科和域外史学的各种方法。这在早年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奠基的老一辈学者那里即已开始形成了传统，又经一代代研究者在不同时期竞相探索，在成就斐然，各领域深耕细作已达相当程度的同时，也在各时期错杂涌现的多种方法及其所获成果的兼容性，在如何借鉴运用不同方法来展开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问题。

从大的形势影响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现状来看，这当然也是各断代史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问题。在总结其长期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时，我想基本的一条，还是要围绕历史实际的认识来讲求方法，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其道理很朴素：方法是用来认识历史的，讲求方法十分重要，其本身却不是研究目的。能否推进对历史实际的认识，达成相关历史知识的有效增长，才是评判所用方法价值的唯一标准。研究过程及其所用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如果不是聚焦于史实的认识，聚焦于历史知识的有效增长，也势必沦为漫无边际的泛泛之论。应当看到，无论是这四十年，还是前三十年和更早时期的研究，均是在反省检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展开的，都伴随着方法上的大幅转换或扬弃。但无论运用何种方法，凡是具有恒久价值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无不是在史实的认识上有所推进，并与前人已获的知识相互发明和补充，其中突出的更在事关古今中国发展而久被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上获得了进展，也就都是历史知识有效增长，继承与发展良好衔接的典范。其反面则是方法愈新愈奇，结论左冲右突，研究不断重起炉灶，历史的说法虽与时变化，对史实的了解则粗疏如昔，最终盘点则并未在历史实际的认识上有多少推进。这一正一反两种情况所提供的鉴戒，至今仍是深值吟味的。

总之，作为基本的时代特征，四十年来中国史研究受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至深，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史学受现代化进程影响至深的一个片断。在回顾这一总的历程时，应当看到其各大阶段的代表性成就，主要表现为相继揭示了以往少所关注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发展机理，同时也都存在着局限，逐渐积累了一些深层问题。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一开始就抛开了中国古人对于自身社会和历史的思考，转而取据外来理论和别国模式来剖析和建构本国历史，为其先后关注、勾勒的历史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大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亦多打有现代中国革命的鲜明烙印，其与世界各国和中国古代历史的要素、关系，在相通之下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其整个探索过程，从少数志士仁人得风气之先的认知，到逐渐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一直都是在进一步立足中国实际，在更长时段和更大视野下不断突破其原有局限而向前开拓的。这四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即是在新的条件下重现、升华了这样的过程，对之的总结与反思，已是当代中国史学亟待展开的课题。

编  辑 / 孙  齐